袁隆平： 當老師，就是為學生指引方向

袁隆平在查看水稻生長情況。新華社 發

2018年11月22日上午，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院士接受未來科學大獎委員會送來的獎杯和證書。（資料圖片）湖南日報記者 田超 攝

超級雜交水稻。（資料圖片） 通訊員 攝

■名片

袁隆平，男，1930年出生，中國工程院院士，被譽為“雜交水稻之父”。先后榮獲國家發明特等獎、首屆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國家科技進步獎創新團隊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獎”“沃爾夫獎”“世界糧食獎”等20多項國際國內獎勵，并當選為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去年底被中共中央、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稱號。

早年在安江農校任教。1971年調到湖南省農科院工作。培養碩士、博士數十名。多次到美國等講學和傳授技術，主持舉辦國際雜交水稻技術培訓班50多期，培訓來自亞、非、拉美30多個國家的學員2000多名。

湖南日報記者 胡宇芬

3月，海南三亞的“南繁”基地里，雜交水稻享受著暖陽，為豐收蓄積能量。

89歲的袁隆平院士，像往年一樣，冬去春來相伴在這里。弟子們來到三亞，總要抽空去看望“袁老師”。

“這次袁老師拉著我講了好久，還高興地告訴我體重又增回來了。”鄧啟云研究員是袁隆平院士的第三位博士研究生。

66年前，袁隆平從西南農學院畢業分配到安江農校任教。他還記得，當時在長沙停留時，先跑到湘江里暢游了一番，再用第一個月的工資買了把小提琴才趕去上班。“那把小提琴，后來送給了班上的文體委員李俊杰。”

半個多世紀過去，萌芽于那方偏僻土地的雜交水稻研究，已經長成“參天大樹”。昔日的偏遠山區教師袁隆平，也早已走到了世界雜交水稻界的高峰，依舊不變的，是孜孜不倦傳道授業的情懷。

“您心目中的好老師是什么樣的？”面對記者的探尋，袁隆平說了簡簡單單一句話：“當老師，就是為學生指引方向。”

“你怎么走到目的地，是過河還是爬山，他不會具體管，但他會問你到哪了”

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創新團隊是我國對創新團隊給予的最高榮譽。在雜交水稻研究領域，“袁隆平雜交水稻創新團隊”是首個獲獎的團隊。其中，鄧啟云研究員、張玉燭研究員等團隊主要成員都是袁隆平院士培養的博士研究生。

超級稻二、三、四期攻關的領跑品種Y兩優1號、Y兩優2號、Y兩優900，是鄧啟云的杰作。《自然》雜志曾刊文評論Y兩優900是“40年來雜交水稻育種的巔峰之作”。他笑著告訴記者：“這是形態改良結合雜種優勢利用思路指導下的結果。當初袁老師要我走這條路時，我還糾結了好一陣。”

那是1997年上半年，鄧啟云考上了袁隆平的博士研究生。“當時袁老師安排我做野生稻高產基因分子育種研究，我非常愿意做這個課題，因為我以前沒系統學習分子生物學，就想著這次把分子生物學學通。但國慶節后，袁老師要我改變方向研究雜交水稻株型遺傳規律。這可是普通遺傳學的范疇，我不愿意。就幾次和袁老師講不想改，可他不同意。”鄧啟云回憶。

“最后一次我跑到袁老師家里去講了。他聽了后說：‘你實在要做分子育種研究的話也可以咯，只是我不能指導你。’我當天想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跑到他辦公室說愿意。”鄧啟云感慨，后來從育種的角度來看，老師的決定是正確的。分子生物學技術雖然取得長足進步，但與育種結合形成突破性成果還尚待時日。

為什么短短半年就要學生改變研究方向？原來，袁隆平有了新的靈感。

那年，袁隆平在南京考察時偶然發現了一個形態特別好的雜交水稻品種。回到長沙后，他一頭扎進試驗田里觀察、測量了大量數據，寫下了著名的論文《雜交水稻超高產育種》，提出了“形態改良與雜種優勢利用相結合選育超級雜交稻”的學術思想。他希望鄧啟云回到常規育種的路上來，挖掘潛力。

大膽設想，小心求證。袁老師的良苦用心，張玉燭也時常感受到。

“袁老師不是那種很嚴厲的老師，但他提出的科研思路和要求很高。他指路要你去山的那頭，至于你怎么走到目的地，是過河還是爬山，他不會具體管，但他會問你到哪了？”張玉燭說，“任何時候向袁老師匯報科研進展，無論有沒有用、大還是小，他都會認真聽你講，并很快給出往前延伸的思路。”

“書本和電腦很重要，但書本上和電腦里種不出水稻”

研究雜交水稻，離不開試驗田。

田里的秧苗和穗子都會“說話”。下田越勤，懂得越多。

“我帶研究生，第一條，要下田。”對學生，袁隆平的最大要求不是分數。

80多歲的袁隆平還在下田。他美其名曰“下田好啊，看綠色，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

弟子們講，老師下田“有癮”，自己不敢偷懶。

“我博士畢業后，開始申報國家科技項目。我想得到袁老師的支持和指導，便認認真真做了PPT，帶著手提電腦到他辦公室匯報。”鄧啟云回憶，“袁老師一聽就興致很高，聽了一半打斷我，說：‘不用講了，到田里看去！’到田里后，袁老師把我種的水稻又看又摸又捻的。這個項目是我申報成功的第一個國家‘863計劃’項目。”

辛業蕓研究員多年擔任袁隆平的工作秘書，也是他的博士研究生。“有次國際水稻研究所所長來信，袁老師交代我擬個回信，他就照舊下田去了。不巧在田里碰上傾盆大雨。他借了別人的手機打電話來，開口就是一句英語‘This is Yuan Longping speaking’（我是袁隆平）。”說起這一幕，辛業蕓還覺得樂：“袁老師太幽默了，他要考我英語，居然用這種方式！”

在袁隆平看來，實踐意味著離真理更近，下田就是做研究的本分啊。

時光回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袁隆平還是安江農校的遺傳學課老師。

“我在班上成立一個科研小組，試圖把課堂知識的學習與實踐結合起來。希望搞成一個高產的新作物。”袁隆平還清楚地記得各種稀奇古怪的試驗，像把月光花嫁接在紅薯上、把番茄嫁接在馬鈴薯上，引得學生們哄堂大笑。

第二年，袁隆平把培植的那些奇花異果所獲得的種子種下去，卻發現所獲得的優良變異并沒有遺傳下來，和當時國內學界占權威地位的蘇聯專家的遺傳學理論不一致。

這次實踐帶來了巨大的思想震撼。他回憶說：“從1958年開始，我覺得我還是應走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路子，那才是真正的科學。講課時我也偷偷地給學生們講一些現代經典遺傳學的知識。”

1966年，袁隆平發表里程碑式的第一篇論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開啟了我國水稻雜種優勢利用技術研發的序幕。為了找到天然雄性不育株這個關鍵的母本，他在兩年內先后檢查了幾十萬個稻穗，終于找到了6株。

“書本和電腦很重要，但書本上和電腦里種不出水稻。”學生們都記得袁老師在這個問題上的“執拗”。

“當你沒有飯吃的時候，兩個金元寶買不到一個饅頭”

在袁隆平工作了30多年的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有時會有農民帶著禾苗上門來問問題。

“我第一次見到袁老師，就碰上了這一幕，他回答得好有耐心，就想幫農民提高產量。”張玉燭說，袁老師對糧食安全有一種使命感，不希望世界上有人挨餓。

去年，為了產量的事，袁隆平發了一回好大的脾氣。

“三一工程”是袁隆平提出的新戰略，即三分地產出360公斤糧食，養活一個人。準備項目申報材料時，張玉燭提出：水稻又要優質綠色又要實現高產，難度很大，是不是將高檔優質稻的產量降低10%，把畝產1200公斤的目標調為1100公斤？另外一個專家補充道，優質稻賣得高些，收入還多些。

“袁老師把本子往地上一丟，說：‘我不同意，錢有什么用？當你沒有飯吃的時候，兩個金元寶買不到一個饅頭。’他堅決不同意降低產量，而是要求我們在這個產量目標的基礎上改進質量，實現綠色生產。”張玉燭說，這個要求好高，但不得不佩服袁老師的高瞻遠矚。

對高產的追求，早就刻進了袁隆平的骨子里。學生育出了高產品種，種出了高產示范田，他打心里喜歡。

“有一年，我育出了一個品種，每穗有8克重，大概有300多粒。袁老師專門去田里看稻子，還給我起了個外號‘鄧八克’。后來，他還在電視臺公開講我外號的來歷。”鄧啟云笑著回憶。

設在云南個舊的超級雜交稻百畝示范片，連續3年產量突破16噸/公頃的攻關目標后，2018年又突破17噸/公頃的攻關目標。項目主持人辛業蕓感慨道：“我的科研能力也是被袁老師逼著長進的。他多次跟我講，莫做秘書了，搞科研去。”

這些年來，袁隆平拿出自己的部分獎金設立了“袁隆平農業科技獎”。最新一屆獲獎者中，首次出現了外國專家的名字，其中就有印度專家伊希·庫瑪。

30多年前，伊希·庫瑪來到湖南參加了雜交水稻技術培訓，聽過袁隆平的課。后來，他育成的雜交水稻新品種占據了印度雜交水稻總面積的50%。印度，成為了雜交水稻種植的第二大國。

■手記

傳承

胡宇芬

袁隆平院士是享譽世界的“雜交水稻之父”，帶領團隊一次又一次創造了世界紀錄，并將雜交水稻推廣到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大名鼎鼎的科學家是位什么樣的老師？這回，我換一個角度尋訪他的足跡、聆聽他的故事，原以為會發現一個不同的“袁老師”，結果，一切還是那么熟悉。

袁隆平院士的第一份職業是老師，在偏僻的安江農校工作了18年。他教過俄語，當過班主任，喜歡嘗試新路子。為了讓學生學好俄語，他甚至編了簡單的相聲用俄語排練，上臺表演后贏得臺下一片掌聲。為了搞成一個高產新作物，他帶領學生做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嫁接實驗，當發現事實與流行的權威理論不符時，才知道自己被誤導了很多年，毅然選擇擁抱正確但非主流的遺傳學理論，并在上課時偷偷講給學生們聽。這次在理論指導上的改弦易轍，為他念念不忘的“高產新作物”研究打下了扎實的根基。

可以說，中國雜交水稻研究之所以會萌發于安江農校，就是因為有了袁隆平這樣一位“不安分”的研究型老師。他熱愛創新、尊重事實、不盲從權威，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是多么難能可貴。當年那些被“袁老師”偷偷傳授了非主流遺傳學理論的學生，日后才會知道那是怎樣的一種勇敢！

這顆勇敢的心靈里，還有著一副菩薩心腸。特殊年代挨過餓、看過路有餓殍，讓袁隆平深切體會了什么是“民以食為天”，也轉化成他研究雜交水稻的最大動力。所以，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中國已從溫飽走向小康的今天，他還會為學生一句“降低產量指標”的建議大發脾氣。

從安江到長沙，雖然指導的學生從中專生變成了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袁隆平這顆“不安分”的菩薩心，始終一脈相承。

袁隆平主要在城市長大，卻選擇了學農。他曾在自傳中回憶，這緣于從小產生的志趣。小學一年級時老師帶著參觀了一個園藝場，有好多美麗的花，還有紅紅的桃子、水靈靈的葡萄……加上卓別林大師在《摩登時代》里演的一個伸手就有水果吃、牛奶喝的片斷，更強化了他對田園之美、農藝之樂的向往。

當袁隆平在安江農校研究雜交水稻想要找到理論依據時，他不由得想起大學母校的管相桓教授生前很推崇的鮑文奎先生，先后兩次到北京拜訪請教，并在鮑先生的指點下閱讀了不少當時在下面根本無法讀到的專業雜志，收獲蠻大。鮑先生有一次還親自下廚，在家里招待了這位求知若渴的“編外學生”。

“當老師，就是為學生指引方向。”當袁隆平院士在心中就是這樣評判好老師時，原來，還有一種傳承也遵循著自己的路徑，默默地延續下來。

■評說

袁老師是大科學家，但不是一天到晚像個學究，他要我們多才多藝，說現代人要會英語、開車、電腦，一門門逼我們學。

袁老師的方法也好特別，哪怕是一句話，也蠻受益。得知我駕考倒樁考試心里沒底，他就說：“你早點去，看別人如何搞的。”然后說了一句英語，意思是大事放輕松，小事不放松。他買了摩托車后覺得好，就把我們帶到市場買摩托車，然后他自己就開車走了。如何騎回去，自己想辦法。他給我看好了一臺紅色的，好像錢都交了，我從此成了有車一族。后來我去換了一臺別的牌子。有天他突然問，你那臺紅的怎么成了藍的？其實他對你的點點滴滴都記得。

——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員 辛業蕓

袁老師是雜交水稻研究的權威，他給年輕人提供了一種學習鍛煉的平臺。1988年我從安江農校調到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工作，當時還不是他的學生，也不是他課題組成員，但他承擔的國家“863計劃”項目開會討論問題，都讓我們參加。有次討論亞種間雜交稻籽粒充實不良的問題時，袁老師提出可能是水稻的營養物質輸送管道不通暢的原因。會后我就想做個水稻維管系統的切片來看看究竟，做完實驗后發表了論文，袁老師就在中心大會上表揚了我，當時很受感動和鼓舞。

——湖南袁創超級稻技術有限公司總裁 鄧啟云

和袁老師在一起，任何時候都能感覺到正能量。他以身作則，看著他做，你不做會有愧疚。像他平時在辦公室，包括農歷正月初一，經常看外文資料，還介紹給我們看。

袁老師心腸軟，關心弱勢人群，希望去幫著解決每一個實際問題。他喜歡買便宜東西，有次陪他逛商店，要我們趕快去買皮鞋，30元一雙，結果買回來只穿了一兩次，底是紙殼子做的。

——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員 張玉燭

最初袁隆平院士在我心中是一位國民英雄、超級明星。后來我有幸在他身邊工作，從此，對我來說，袁院士不僅僅是以德服人的領導、受人敬仰的老師，更是慈愛的長輩。常常，我會在田邊看見袁院士的身影在金黃稻穗的襯托下熠熠生輝。他看自己雜交水稻的眼神是有光的，那是對雜交水稻事業的深沉的熱愛。身為年輕人，常常會為袁院士的工作態度和科研精神感到動容和鼓舞。

——湖南雜交水稻研究中心國際合作項目助理 朱虹瑾

（湖南日報記者 胡宇芬 整理）